1941年春，重庆红岩，周总理私下指派一名党员从事商业筹款的任务。这个党员名叫肖林，江津人，早年在法国留学归来，精通法文和财会。那时，党组织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甚至连情报站的水电都快支付不上。周总理通过秘密渠道筹得三根金条，每根大约相当于30两旧制黄金，包好交给了肖林。任务没有正式的任命、红头文件，也没有明确的工资，只交代了一句话：筹集资金，维持组织运转。

肖林没有拒绝，他带着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租下了一间小铺，名为“恒源字号”，并没有党组织的标识和口号，生意就是卖货挣钱。最初他们卖的是食糖和土纱，这些商品轻便、容易运输且能快速盈利。糖从广西进货，纱布从四川南溪进货。夫妻俩亲自去码头采购、算账，每一根金条的价值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账本分成了两本，一本是组织账，另一本是家庭账，账目分开，收入清晰，谁的账谁负责。

刚开始，江津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家小店背后有什么秘密。店铺装修普通，门口挂了一块木牌，货物实在，价格公道，逐渐积累了不少常客。生意好转时，肖林会将赚来的钱送到重庆。他每次送款前，都会将钱缝进棉袄的下摆，然后坐长途车绕道南岸，将现金送到红岩站。有时他还带去美元、英镑，因当时的西南租借区能够兑换这些货币。他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运送美国罐头和牛皮纸，这些是党内急需的物资，差点在长江口被扣船。

“恒源字号”保持低调运营，王敏卿长期以“王太太”的身份，默默在账房后面守账。商店没有开具正式收据，都是手写小票，顾客买多少，她就记多少。每月结算盈余，统一交给组织，组织也从不多问，也不拖延。重庆的经费不仅用来维持办公，还有一部分支持了四川地下电台、文化书刊印刷和情报交通站。肖林没有出过差错，钱不够时他自己贴，货缺了时他自己补。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恒源字号的账务一直稳定交接，连续22个月从未中断过一次。

进入1943年，战局越来越紧张，重庆的安全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国民党对地下组织的打压越来越强，外界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铺子。组织决定将恒源字号“换壳”，让它升级为“大生公司”，表面上扩大经营，实则是为了掩护更大规模的资金流动。

肖林接到指示后，立刻在重庆市中心的大阳沟租下了一个更大的店面，重新注册为“大生贸易公司”，并开始经营更为广泛的商品，除了糖和纱布，还涉及五金、机械零件、药材等。第一单大生公司的大单是从武汉运来的一批进口麻布，赚了整整四千大洋，三千交给了组织。

店铺变大了，员工也增加了，王敏卿亲自带着三名会计做账，账目依然分为两套，一套是公开账报税，另一套是保密账上交。由于进出货物更加复杂，重庆海关的检查也变得更严格。有一次，一批进口汽灯被海关扣留了三天，肖林亲自去疏通才得以放行。

大生公司逐步扩展了分点，除了重庆，还有宜昌和黔江的分店，每个月的净收入大约为四千大洋。虽然钱不成问题，但安全问题始终是最大隐患。肖林深知一旦大生公司暴露，整个供应链就会断裂。所以，他从来不写信、不打电报，所有的通讯都靠口信，甚至每次出门，信封和票据都藏在铅笔盒或帽子夹层里。

到1944年，大生公司账面资金已达到数十万元，货物进出数量按月翻倍。组织决定将公司从重庆撤出，转战上海。肖林带着金条、账本和妻子王敏卿悄悄离开重庆，向华东进发。

1946年，肖林在上海法租界的长乐路租下了新的店铺，开始了华益贸易行的经营。由于上海的货源充足，肖林直接与山东、青岛、济南等地建立了贸易渠道，货物的流转比之前更加广泛。华益的最大一单是为山东根据地送去200多箱药品、缝纫机和布料，这批货物通过渔船夜航送到。

到1948年，华益贸易行的账面资产翻了四倍。尽管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但肖林始终保持低调，账户清晰，货物准确无误。随着上海解放的临近，肖林决定彻底收尾。他把账本和组织交给接管小组，自己仅保留了三块银元作为纪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肖林将最后一批账本和金条交给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协助清点账目时，从未出过差错，也从未漏掉一笔款项。接管小组曾问他是否需要保留一部分资产，他摇头回答：“只留三块银元，作纪念。”最终，华益贸易行和“恒源字号”都消失了。

1950年春，肖林正式从商业工作中退出，调回党组织工作，并进入财贸系统担任顾问。此后，他再也没有做过生意，所有过去的账本、金条、货物都成为了国家商业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