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吴其伦

在近日举行的2025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提出，对市值超万亿美元的技术领先企业如英伟达、苹果、谷歌、微软等征收高达90%的“暴利税”，并将所得用于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从表面看，这是一项旨在调节财富分配、回应社会关切的“为民请命”之举；但若深入剖析其逻辑内核与现实影响，则不难发现，这一建议虽具话题性，却严重背离了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一旦付诸实践，恐将对全球科技生态造成深远负面影响。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技术领先”不等于“市场垄断”。刘强东口中的“技术垄断企业”，实则是通过长期高强度研发投入和持续迭代创新，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行业引领者。以英伟达为例，其在GPU和AI芯片领域的领先地位，并非源于行政壁垒或资源独占，而是建立在数十年对并行计算、深度学习架构不断突破的基础之上。苹果之所以能在高端消费电子市场保持强劲竞争力，靠的是软硬件一体化的生态创新，而非简单的市场控制。将这种由创新构筑的竞争优势简单贴上“垄断”标签，不仅模糊了“合法领先”与“非法垄断”的界限，更可能动摇整个社会对创新价值的信心。

其次，高利润的背后是高风险与高投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高科技产业的本质是“高风险、长周期、大投入”。一款先进芯片的研发动辄耗资数十亿美元，一个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可达上亿元，且多数项目最终难以商业化成功。正是这些少数成功的创新成果所带来的超额回报，才支撑起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资金链和动力源。若以“暴利”之名施以重税，实则是抽掉创新的燃料。当企业预期未来收益将被大幅剥夺，其投入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意愿必然下降。长此以往，全球科技演进的步伐或将放缓，最终受损的不仅是企业，更是广大消费者和整个经济社会的技术红利。

更要警惕的是，税收负担终将传导至市场与用户。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税负并不会简单停留在企业账面，而会通过价格机制向产业链下游转移。一旦对科技巨头开征90%的暴利税，企业极有可能通过提高云服务、软件授权、硬件产品等价格来转嫁成本。结果很可能是：企业采购成本上升，创业门槛提高，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和服务支出也同步增加。这与增进民生福祉的初衷南辕北辙。更进一步看，在全球化深度分工的今天，此类政策还可能引发国际间的税收博弈与贸易摩擦，破坏本就脆弱的全球科技合作体系。

还值得深思的是，这类极具冲击力的公共建言，究竟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建议，还是博取关注的舆论策略？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家，其言论天然带有风向标意义。真正有价值的公共讨论，应基于对产业规律的尊重、对制度成本的权衡以及对长远影响的审慎评估，而非以情绪化表达替代理性思辨。若任由“杀富济贫”式的口号主导舆论，不仅无助于解决真问题，反而可能助长对科技企业的误解与敌意，侵蚀创新所需的宽容环境。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挑战。如何防止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何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社会？这些问题亟需制度回应。但解决之道，绝不是简单地对头部企业“割韭菜”，更不应将“反垄断”异化为“反成功”。正确的方向应是完善反垄断执法、强化数据治理、促进公平竞争，同时加大对基础科研、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让更多企业有机会走上技术自立之路。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对待走在世界前列的科技企业，我们需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而是理性包容的成长土壤。唯有如此，才能激励更多人勇闯“无人区”，让中国在全球科技版图中赢得更大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