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政策之祸》一书中，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达特茅斯学院讲席教授道格拉斯·A.欧文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背景，系统性研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危害和根本原因，并提供了历史实证。

《贸易政策之祸》

（美）道格拉斯·A. 欧文 著

李栋飏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5年9月出版

20世纪30年代，世界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大萧条危机，给各国的社会和经济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尽管已过去近百年，但是，大萧条这一话题依然持续激发学界和公众的强烈关注。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所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圣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催生了宏观经济学，而且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思想理念、政策建议和研究议程。”也正是在大萧条席卷全球的危急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空前爆发，让贸易政策问题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受到世人瞩目。

在《贸易政策之祸》一书中，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达特茅斯学院讲席教授道格拉斯·A.欧文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背景，系统性研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危害和根本原因，并提供了历史实证。

破坏性影响根深蒂固

作者在书中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经济危机时期，国家政策制定者非常倾向于采取的自给自足、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此类政策通常以高额关税、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为工具，其后果是导致国际贸易体系走向坍塌。若这类进口限制措施与特惠贸易集团相结合，将会对开放、非歧视的世界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破坏。

贸易保护主义更深远的危害在于，贸易壁垒一旦设立，极易使世界贸易局势失控，引发各国之间的连锁报复，竞相阻止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这种破坏性影响根深蒂固，不仅会严重抑制世界贸易的健康开展，最终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而一旦陷入此种困境，再想扭转局面、挽回损失，其过程也将异常艰难。

贸易保护产生的根本原因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作者首先梳理了历史上那些曾被奉为圭臬却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而结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政策路径，揭示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解释大萧条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现象时，不少经济学家曾将其归咎于“特殊利益政治学”，即认为国内生产商为缓解外来竞争压力而游说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但是，作者敏锐地指出，在大萧条袭来时，贸易下滑的速度远快于生产，导致大多数国家的进口渗透率出现下降。所以，国内生产商尽管面临价格下跌和需求收缩的压力，但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其实是在缓解，而非加剧。因此，“保护”国内生产商一说，并不能成立。

作者进一步指出，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可以从两条宏观经济政策路径去寻找到答案。

第一条路径是当时极为有限的政策工具箱。彼时大多数国家仍实行金本位制，因此无法在不危及固定金平价的情况下，去改善国内货币环境，因而实际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同时，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主张通过紧缩性措施应对经济下行。这与当下流行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所提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截然不同。因此，在既没有货币政策又没有财政政策可供使用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实行贸易限制。

第二条路径则基于开放经济的“三难困境”理论。该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各国只能在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开放的贸易政策这三个目标中选择两种组合：要么不对固定汇率做任何调整，那就只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贸易政策的开放性；要么允许汇率下跌，从而可以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由此可见，当时许多国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进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在“三难困境”下被迫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究其本质，就是通过牺牲开放的贸易政策来保住固定汇率。

综上所述，无论是第一条分析路径还是第二条分析路径，关键的重合点是汇率制度是固定还是具有弹性。基于此，作者揭晓了他所观察到的答案：在大萧条来临时，大多数国家受制于金本位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正是这一根本性约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在当时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结局。

贸易保护主义在历史上的实证

在厘清了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之后，作者又将目光投向了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这里既是早期保护主义的兴起和盛行之地，也是1931年中期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暴风眼。面对当时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欧洲国家在“三难困境”中大致分化为两类模式：一类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坚持金本位制，因而采取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一类以英国为代表，放弃金本位制，允许本币贬值，以换取贸易政策的开放性。但作者观察到，无论做出哪一类选择，最终都能减轻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这就不禁让人发问，既然殊途同归，那为什么有的国家坚定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有的国家会理性地选择开放性贸易政策呢？

作者在书中给出的解释是，一个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通货膨胀历史，会在决定汇率政策选择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有高通货膨胀历史的国家会坚决抵制对金平价的任何变动，以确保货币稳定；而未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则并不太关心本币贬值会带来的通胀后果，因而更愿意尝试汇率浮动。

通过书中所提供的历史数据来看，那些选择让本币与金平价脱钩的国家，能推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加的贸易限制也更少，因而在大萧条中能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复苏，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出口空间。相比之下，那些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则导致世界贸易量在1929年至1932年间惊人地下降了25%，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纵观全书，《贸易政策之祸》系统梳理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对全球经济的危害，揭示了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打破所谓“保护国内经济”的错误认知，并借助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践，对理论观点提供了历史实证。

该研究的价值更在于其对现实的观照。它揭示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政策困境：在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一国必须审慎权衡其汇率政策与贸易政策，清醒认识二者在特定条件下的内在冲突与取舍关系。回望历史，金本位制度下的“三难困境”塑造了各国的命运；放眼当下，类似的政策挑战在国际经贸舞台上依然反复上演。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发达经济体在面临压力时，一方面试图通过贸易壁垒来保护内部市场，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本币贬值来刺激出口，这种试图同时追求多重冲突目标的政策组合，往往在实践中引发通胀压力、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市场预期之间的复杂博弈，最终结果常与初衷相悖。这些当代的困境与抉择，无疑都是对《贸易政策之祸》核心观点的延续与印证，凸显了本书穿越时空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