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媒体：中国对制造业太上瘾了，这是病，得戒】

“中国对制造业太上瘾了，这是病，得戒！”哎呀好气哦，战又不敢战，退又不能退，欧洲人已经火急攻心到语无伦次的地步了，对我们只有出的气了，没有进的气了。

这两天我上网的时候在英媒《金融时报》上刷到一篇奇文，它有一个乍一看就让我狐躯一震的标题——《中国对制造业已然成瘾，想要戒除只能挣扎》（China struggles to break its addiction to manufacturing）。

乍看之下好像还挺唬人的是吧？但其实这篇东西就是《金融时报》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偏见出发，对目前国内颇为火热的“内卷”和“去内卷”话题的一种毒化解构。我们中国老百姓谈论“去内卷”，是为了让我们的日子能好过一点，而《金融时报》这篇东西虽然也是谈“去内卷”，但其用意却是完全和我们反过来的，欧洲人见不得我们有一点好，人家巴不得我们在“去内卷”的进程中，去着去着就自爆——就像当年的苏联那样。

《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充满了对中国制造业和经济的负面描述，试图刻意放大所谓的“中国对制造业上瘾”问题。

《金融时报》首先以唐山的新工业园为例，大肆渲染该地园区空置、引来企业寥寥，把园区未完全启用说成中国产业升级失败的象征。对中国地方官员推进高端制造业转型的努力，报道则以阴暗、冷清、无人问津的画面来嘲讽，好像中国就永远只能被困在“低端制造”的妖魔化标签中。

而对于“新质生产力”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方向，《金融时报》也使用春秋笔法进行了恶意地针对性翻译，同时还反复贬低中国的新兴产业，比如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先进电池等产业领域的成就，侮辱我们的产业升级是纯粹的“低端内卷”，只会重复投资和低价竞争，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发展至今，全靠“无序扩张”。

然后，《金融时报》又援引了一些所谓的“专家观点”，反复炒作老生常谈的所谓“体制弊病”，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是“债务驱动投资”的、因为存在资源错配、因为内需不足消费被“压抑”了，所以最终危及“长远增长”。

《金融时报》还把我们对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热情描绘成“无可奈何之举”，处处渲染所谓的“产能过剩论”和“价格暴跌论”。甚至还耸人听闻地警告“全世界”（其实就是美西方尤其是欧洲），“提醒”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让它们对中国“悠着点”，该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制造树立壁垒就树立壁垒，否则晚了就会遭遇“中国冲击”了。俨然把发展中的中国描绘成了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却闭口不提西方自己嘴上反全球化、身体却拼命搞“去中国化”的小动作。

此外，《金融时报》还着重描写国内某些地方园区里的空置厂房，张口就是“无效投资”“生产效率低”“楼堂馆所无人问津”，完全忽视了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地方政府敢为人先、勇于试错的积极动因。

【白皮伊藤秀夫领着黄皮王广海，对中国产业升级搞“舆论大屠杀”来了】

至于中国基层企业家和工人为了生存自救所采取的种种努力，《金融时报》非但毫不同情，反而拿来佐证“恶性价格竞争”“山寨泛滥”“产业困局”，恨不得把每一个中国工厂主描绘成在自相残杀中哀嚎求生，彻底抹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和升级空间，并生搬硬套“知识产权盗窃”论调，把中国的市场生态当成原罪。

而面对中国政府着手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反垄断、规范市场竞争、出台支持科技创新等举措，《金融时报》则统一贬损为“雷声大雨点小”“说一套做一套”，好像中国政策永远刚出政策、马上就失败。甚至对于中国推动打造“统一大市场”、去除地方保护主义和不合理补贴，《金融时报》也长篇累牍地挑刺，把我们的严肃改革说成是“被动挤出”，那张狗嘴里连一点人话舍不得说。

在描述我国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时，《金融时报》又酸溜溜地说什么“量增利减”，把中国厂家规模扩大、技术普及用贬低式语言加以解读，把我们正常的成长阵痛妖魔化为“中国经济再无希望”。

《金融时报》的这盘东西，通篇上下处处都充斥着美西方媒体和欧洲人对中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审丑心理。《金融时报》的这幅腌臜嘴脸，完美符合了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对于一家西方反动媒体的全部刻板印象。到底是被日资收购、吃日本狗粮的英国媒体啊，这些反动标签但凡少一个，它都写不出对中国这么恶意满满的垃圾报道来。

我起初看完这篇东西本来还有点生气的，但是回头一看到它的作者栏，我瞬间就释怀了。这篇东西是由《金融时报》的4个驻华记者合作的，白人中国人各两个，其中两人在北京，一人在广州，一人在香港。

那俩中国人一个叫丁文杰（Wenjie Ding，音译），浙江大学广告专业本科，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学硕士。毕业之后先是在《华尔街日报》干了4年，然后跳槽到《金融时报》混到了现在，工作地点一直在北京。2018年，丁文杰在南京大学的秋季传播学与历史学研讨会上发表了他的大作：《女性至上：中国传统女性美德与父权文化在自媒体平台上的重构》。这也是丁文杰迄今为止出版过的唯一一部“学术著作”。

另一个叫柯浩翔（Haohsiang Ko），中国台湾省人，台湾政治大学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在台伪中央社混过半年，然后又在所谓的“台湾省记者媒体基金会”干了5年。这家伙在两岸关系还没完全恶化之前还来北京的媒体公司干过了7个月，现在估计是怕了，所以只能躲在香港蛐蛐我们。

这是什么情况啊同志们啊？这不就是两个长着白皮的伊藤秀夫，领着两个21世纪的王广海，在西方舆论场上对中国的产业升级搞“南京大屠杀”来了吗？人家就是奔着对我们搞舆论屠杀来的啊，它《金融时报》的狗嘴能冲咱中国人吐得出象牙来吗？吐得出就怪了。所以我完全没必要为此怄气，你怄气有啥用？它们既然在舆论场上恶心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给它们针锋相对，所以我才出了今天这期内容。

【要反“内卷”，而不是反“外卷”】

其实不光是我，很多中国老百姓现在也想开了，大家都很豁达。在国内社媒平台上的相关话题下方，我没看到我们的网友为此怒发冲冠的，反倒是一个个都在用看孔乙己的眼神看着《金融时报》，还有给《金融时报》为虎作伥的那几个鬼子汉奸，评论区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法摆脱金融业成瘾。”

“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无法摆脱炼铜成瘾。”

“不是，它几个意思啊？这意思是制造业成了毒品？可我怎么感觉脱实向虚才是毒品呢？”

“这等于说一个人吃饭喝水上瘾，抽大麻反而才是正常的生理需求。不过考虑到这毕竟是欧洲人的脑回路，可以理解，应该支持。”

“等于说我得了‘吃饭上瘾症’。”

“呦呵，病友啊，我也患这个病好多年了，一旦得上估计要伴随终生了。”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对于恢复制造业的成瘾症呢？”

“年级第一努力摆脱考上清华的厄运。”

“西方媒体也有话说的：《中国偷窃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成瘾》”

“废话，不发展制造业发展什么？难道学你们欧洲，发展红灯区吗？”

“啊…不行了家人们，我的制造业瘾犯了，谁能给我个扳手和一把螺丝……哦，谢谢你兄弟…卧槽，哥们，你这货太纯了呀。”

“《金融时报》的潜台词很明确：你们中国人拥有让自己有尊严地活着的实力，这让我很不爽。”

“还是英文好啊，每次看完这些西方媒体的报道我都要暗自感叹：你说我们中国的媒体人报道国外，怎么就写不出这么好的中文来呢？”

我能感受得出来，以《金融时报》为代表的这帮欧洲媒体，现在是真的火急攻心了。它们对中国的污蔑，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欧洲人对自身没落的焦虑不安，以及对中国昂首向前的破防无奈。

别看《金融时报》这篇东西写得恶毒，但这种行为本质上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有什么区别。欧洲在绩效主义和制造业领域已经完完全全输给中国了，只能靠《金融时报》这种玩意在舆论场上用日耳曼赢学蛐蛐中国两句，找补一下存在感。《金融时报》确实是替欧洲人把这口恶气给出了，但《金融时报》和欧洲人也只有出的气，而无进的气了。

虽然《金融时报》这篇东西不值一提，但有一点我觉得欧洲人倒是提醒了我们：“反内卷”是不错，但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区分清楚什么到底是“内卷”。要反“内卷”，而不是反“外卷”，不仅不要反“外卷”，还要大力提倡向外卷，卷的对象就是亚欧大陆西头的欧洲，还有太平洋东岸的美国。

事实上，要想真正摆脱“内卷”，最好可能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外卷。窝里斗是没有出息的，等哪天我们把欧洲制造业最后的遮羞布也给卷烂了，或许断了狗粮的《金融时报》也就没有口气可以冲我们哈了。瘾君子想靠自己摆脱瘾症是不现实的，欧洲人和欧洲媒体对蛐蛐中国上瘾这个臭毛病，我看到头来还得我们中国人过去给他们治。

哦，对了，最后我再多说一句题外话。如果《金融时报》的诸位能看到我这期节目的话，我有两句心里话想和你们说一说：你们网站的反爬系统做得太烂了。虽然你们给你们的所谓深度文章专栏设置了一年500多港币的付费门槛，但我看了你们家东西这么多年，其实连一分钱都没给你们冲过。我打开你们的付费文章专栏，比富贵推开我的房门还轻松。

看了那么多《金融时报》的付费文章，我压根没给它们付过一分钱

我知道你们很享受那种躲在西方舆论场上的舒适圈里蛐蛐我们的感觉，我也很享受一年白看你们几十上百篇付费文章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