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正确而困难的事，必有所得，如果不做呢？必有所失。

现在大家为什么对任正非评价高，认为他非常了不起，就是因为他当仁不让，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

尽管当时确实艰难困苦，好像“不怎么聪明”，但我们这个国家从来不缺聪明人，我们最缺的就是愿意下笨功夫的人。

曾有经济学家表示，任正非是一个“从传统的、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企业家的人”，中国这样的企业家不多。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老板都发了财，他们大都以为是靠自己的努力、聪明和能干，其实是贪天功为己有：如果不是时代机遇，是国家的政策，他们没技术没资源没舞台，那凭什么跟别人竞争？所以对自己还是要有客观一些的看法，不能妄自尊大。

为啥要做正确而困难的事？从任正非马云柳传志说起，教训深刻

首先，什么是“正确而困难”，我的理解是它包含了长期利益，也意味着根本利益，做正确而困难的事才有更高的价值，才能形成护城河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我们在通信行业有话语权，能够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就在于华为等国内通信行业的企业当年做对了事。

在公司规模还小的时候，华为就明确了每年拿出10%以上销售收入投入研发的策略，现在看着非常明智，而在当年呢，普遍是不看好，认为风险太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底蕴不足，做这样的事很傻。

科研是赌博。不敢干就注定要失败。干事情就必须赌博，要胆量……科研、服务、商业，都要有胆量，不去干、不敢干就会落后。

所以是任正非有胆魄，华为敢于走一条更难的路。而当时比华为有资源、有资本、有条件的联想就选择了另一条路，后者更稳妥不假，但终究是让人们意难平。

“过去老是说外国的研发投入多少钱，中国投入多少钱，所以中国跟不上。我就特别不爱听这些话。为什么？这些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说实在的不容易。”

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你能说柳传志的想法都是错的吗？实际上，长期以来，企业界认同柳传志的老板比认同任正非的老板要多得多。

这是一种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同频，一些知名企业家都表示以柳传志为偶像，不是没有根由的。

柳传志认为研发还是要慎重，“没有把前面的东西想好了，投下去就是打水漂。”这个理在逻辑上是对，有的企业家也曾表示不认同华为的做法，“干研发，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也不是某些公司机械的理解，没有10%投研发就不行，那是胡扯。”

在柳传志看来，饭要一口一口吃，步子不能太大，他研究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想着怎么让这个企业做扎实做稳，等有了条件再做其他，这是一种选择。在三四十年经济浪潮中，柳传志引以为豪的方法论不能说没有价值，相比那些折戟沉沙的企业，他确实成功了。

如果没有华为的成功，谁能对他提出质疑和批评？长期主义者从来都是少数派。

不做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家，要做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企业家。

在企业界，马云也是一个有战略远见的人，他很早意识到技术对于科技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性，所以才有了对王坚的大力支持。

一开始阿里巴巴要做云计算，谁看好呢？在那个时候自己研发云计算被视为不靠谱的事情，王坚都被骂了四年，经常被人说成“骗子”。

无人看好，备受争议，如果不是马云的力挺，下了每年投10亿、做个十年的战略决心，那这个事就不可能做成。

“阿里云是拿命换来的”，其实做研发就是这样苦，不仅仅是“板凳一坐十年冷”，还充满了误解、错误、困难和艰辛，一般人也很难承受这样的寂寞和压力。

当王坚对马云说他知道大数据的方向，马云就相信了，做研发就是“赌”，就是在冒险，但还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因为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如果一个科技企业只顾着当下的问题，那问题就永远都解决不了，因为问题是源源不断的，没有当下就没有未来，但如果没有未雨绸缪，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没有远大的前途。

应该做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做。

无论企业还是个人，乃至国家都是一样的道理。

在关键的节点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投机心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华为创业时期是“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任正非他们就是冒着“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义无反顾，孤注一掷，才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要是任正非也选择走一条走十里就安营扎寨休息，看好了地形再走，这种风险性小，但时间要比较长的道路，那华为就不是现在的华为了。

“长寿企业与一般企业在平衡长期与短期利益的时候有不同的原则，而不同的原则来源于对企业目的的认识。”在正确而困难的事上就必须压倒性投入，压强原则，久久为功，这样才会构建护城河和竞争壁垒，真正的成功就是要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做别人不做的事。

不然的话，我们哪里会有自己的通信产业、操作系统和处理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靠正确地做事，现在更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没有技术上的世界领先，我们的企业就只能卖低价产品，被锁死在低维度的层面上，辛辛苦苦混口饭吃。

对的时间不做对而困难的事，如果抱着“全球化企业没有必要涉足操作系统和芯片的研发与生产”的想法，那以后再想花费更多人力物力去补救也晚了。老方说做事业所谓的战略远见，不在于聪明，而在于价值观、认识的领先以及理想主义。把钱看成中心的投机主义是底层价值观的局限，终究是难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