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央部门所属企业的审计力度逐步加大。中央部门所属企业类型广、层级多，既有在本领域、本行业拥有较强话语权的龙头企业，也有中央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为解决部分职工生存问题成立的经营实体，还有依托中央部门行政权力开展某项具体业务成立的企业。这些所属企业共同的特点就是背靠中央部门开展市场化运作，导致其中一些企业较易利用中央部门具有的行政权力、国有资源等违规开展经营活动，甚至出现个别高管“靠企吃企”、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在开展某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中，审计组将研究型思维贯穿审计全过程，坚持做好审前、审中、审后研究，深入研究疑点、细节，坚持系统研究、数据引领，充分利用大数据审计的思路和方法，揭示了某中央部门所属大型贸易企业部分高管“抱团”违纪违法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数据先行，问题初露端倪

某中央部门所属企业A集团是国内重要物资流通企业，进出口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承担的国家重要物资商业储备任务占全国储备量四分之一，经营活动高度依赖资金流动性，属于典型的贸易型企业。在进驻之前，审计组充分利用日常积累的A集团财务和业务数据，紧扣“政治—政策—项目—资金”主线，重点关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研判A集团在管理体制、内部控制、业务流程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风险点，找准切入点。同时，组建数据分析团队，采集A集团的核心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依托审计署大数据分析平台数据资源，将财务数据、业务数据和第三方数据贯通，开展数据关联分析比对，筛选问题疑点线索。

通过对A集团近五年汇总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发现：A集团每年主营业务贸易额高达百亿元，至审计期间，该企业银行贷款总额和贸易额持平，基本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但该企业的应收账款规模巨大，其中5年以上长账龄挂账就有70多亿元。5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规模为何如此庞大？这一分析结果迅速引起审计人员关注。经过研究，审计组确定了对A集团审计的主要思路：紧扣企业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审批、内控制度执行和经营活动真实合法等关键环节，重点核实应收账款等往来科目涉及的具体业务和交易对象，沿着权力分配、资金流向、业务真实性三个维度深度挖掘。

多维分析，疑点逐步显现

确定了思路和目标，审计组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开展现场核查。

第一步，审计人员对A集团实施了三个方面的数据分析。一是业务依存度分析。利用财务数据、业务数据和相关金融数据结合，将A集团应收账款交易对象的营收进行比对，筛选出和A集团业务依存度较高、营收基本依靠A集团生存的交易对手。二是关联性分析。对A集团高管、应收账款挂账多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应收账款较大的交易对手股东、高管，通过工商、税务和社保等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查找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三是对A集团5年以上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余额构成、欠款时间、欠款原因、欠款单位性质等进行全方位剖析。审计组发现，A集团5年以上应收账款涉及的交易对手主要集中在数十家系统外部企业，涉及的业务主要集中在A集团主营的大宗商品购销贸易，涉及的部门集中在A集 团两个核心业务部门。这样，初步梳理出需要关注的重点环节、重点业务和重点交易对手。

第二步，审计人员对长账龄应收账款变动和交易对手进行重点筛查。一是对A集团成立至今应收账款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2013年至 2016年，该集团应收账款增长异常，从2010年成立初期的数千万元到2016年增长百倍，仅2013年一年就增加40亿元应收账款。二是对长账龄应收账款交易对手进行筛选，重点关注金额大且是A集团系统外的企业，发现其中三家挂账金额较大的企业，被同一自然人通过复杂的交叉持股方式实际控制。这三家企业和A集团开展大宗贸易规模高达数十亿元，且主 要集中在2010年至2016年，其中一家企业在2016年末注销，其他两家2016年后未开展任何业务。

面对大数据分析结果，审计组研究确定以这三家外部企业为突破口，围绕三家企业和A集团2010年至2016年全部交易情况，核实其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查找A集团相关业务部门及其高管在合同审批、资金拨付等环节是否存在违规操作，及向外部企业输送利益的行为。

抽丝剥茧，高管浮出水面

面对数据分析发现的异常情况，审计人员的疑惑越来越大，为什么长账龄应收账款集中在2010年至2016年，这个时间节点发生了什么？带着这个问题，审计人员对A集团相关时段所涉及业务的决策、审批等进行逐笔核实，发现A集团自2010年成立起安排张某担任总经理一职，并于2016年将其调离该企业，而巨额应收账款都是在张某任期内产生，且大部分已经无法收回。短短6年，张某把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经营得资不抵债，其“能力”可见一斑。

同时，审计组重点对三家外部企业和A集团之间的全部大宗商品贸易业务进行梳理，把合同、财务数据和审批流程整合到一张表上，并和同期A集团与其他交易对手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发现三家外部企业6年间和A集团大宗商品贸易规模高达数十亿元，且交易价格和同期A集团与其他企业的交易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存在高买低卖甚至直接编造虚假业务向外部企业输送利益的情况，并且审批人都是张某及其主管的两个核心业务部门负责人。审计人员经过锲而不舍地追查，发现短短六年间，三家企业通过A集团高买低卖等非正常交易，获利数亿元，其中还有一家企业的股东是A集团高管李某的亲属，这三家企业的背后实控人陈某在获得巨额利益后，分别给张某、李某和A集团某业务部门负责人好处费数千万元。这样，部分高管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违规业务向外部企业输送利益以谋取私利的案件线索基本确认。

最终，审计组不仅揭示了A集团为提高经营业绩，通过违规经营和造假等手段粉饰业绩，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问题，还揭示了该所属企业部分高管“抱团”和外部企业勾结谋取私利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案例总结

中央部门所属企业数量庞大、情况复杂，大部分处于中央部门的边缘地位，中央部门对所属企业不够重视、监管不到位现象较为普遍。所属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内控制度不健全、不规范，较易发生高管“靠企吃企”现象。近年来，中央部门所属企业专项审计连续开展，促进中央部门所属企业规范经营，取得良好效果。本案例就是所属企业内控制度不健全、中央部门未严格履行出资人职责，部分高管和外部企业勾结，利用职务便利损公肥私的典型案例。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审计组通过大数据全流程分析，一步步揭开潜藏在海量正常业务中的违规交易，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坚持将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结合分析。近年来对中央部门所属企业审计结果显示，财务和业务数据脱节不匹配的情况较为常见，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分别掌握各自数据，人为造成数据漏洞。二是坚持纵向和横向数据分析，通过比对发现疑点。在审计中，某单一业务乍看毫无问题，但放在同类型同时期业务数据中进行横纵比对时，往往能发现疑点。三是运用数据分析手段为定责和定利益输送提供支撑。开展中央部门所属企业审计，财务和业务数据往往较为庞杂，单靠人力难以快速精准发现证据线索，适时运用数据分析手段给予支撑，可以大幅提高审计效率。

来源：《审计案例》2025年第7册

编辑：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