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七师是最值得称道的部队之一。要想形容这支部队的传奇，简短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仅能赢得战斗、赚取资源，且能够自给自足，同时也不忘支援其他兄弟部队。在抗战后期，第七师年均向中央上缴4400万法币，相当于能供养20个国民党甲级师，还顺带积累了近50万两黄金的财富。

然而，第七师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最初它穷得几乎一无所有。成立之初，部队资金紧张，连一天五分钱的伙食费都发不出来，士兵们的子弹几乎是一发发地节省使用。即使是这样的困境，部队依然凭借智慧、勇气和血与汗，一步一步艰难地创造了今天的家业。

这段历史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37年，当时抗战爆发，原先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尽管北方的八路军取得了诸多战功，南方的兄弟却一直在蒋介石的压迫下默默奋斗。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新四军几乎遭遇了致命打击。张鼎丞和曾希圣带着从皖南突围的残部，在苏皖边界的小地方艰难重整旗鼓，这也就是第七师的雏形。 初期，第七师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尽管士兵们昼夜奋战，但装备简陋，粮食匮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张鼎丞曾回忆道：“那时候，连一根针、一尺布都很珍贵，子弹比生命还重要。”可见，当时的第七师几乎是在绝望中挣扎前行。 然而，改变的契机出现了。两位中央派来的经济专家——蔡辉和叶进明，来到第七师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这里是江南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那就不仅仅依靠打仗，还应该开展经济活动，进行贸易来养活部队。张鼎丞听后当即拍板决定实施这一策略。于是，第七师开始走上了打仗与做生意并行的道路。

首当其冲的便是粮食贸易。蔡辉提出，通过断绝敌占区的粮食供应，抬高粮价，同时从根据地放粮，吸引上海、南京的大商人前来交易。很快，汤家沟成为了沦陷区与根据地之间最大的黑市，千条船只日夜往来，热闹非凡。在枪火硝烟中，这样的贸易活动充满了危险，简直是刀尖上跳舞。凭借粮食换取了大量物资，如盐、布、五金等，第七师的军需逐步得到保障。甚至，士兵们能穿上整齐的军装，手里还分到香烟，而在那个年代，能发香烟的部队少之又少。 但更令世人惊讶的是，第七师竟然还与日伪做起了生意。乍一听，似乎与敌人做生意是背叛的行为，但仔细想来，战争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资源。那时，日伪急需粮食，而第七师瞄准了这一需求，通过设置陷阱高价卖粮，成功获取了敌人的资源。除了粮食，军用炸药、雷管、布料等军需物资也都收入囊中。更重要的是，甚至高级印钞纸也被他们搞到了。这些资源不仅对战争至关重要，未来的国家建设同样不可或缺。 资源和财富的积累使得第七师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打仗和生意，而是成立了“皖江贸易总局”，并开始秘密发行“大江币”，为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体系。与国民党的法币相比，流通的“大江币”逐渐成为了地方上的真正货币。此外，第七师还涉足轻工业，开设了印刷厂、盐厂、布厂，甚至还有兵工厂，自己造弹药，自己修武器。到1944年，第七师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生计问题，甚至每个战士都能领到工资，且伙食保障非常好——大米饭成了“自由食”，可见其经济自给自足的程度。

然而，第七师的成功并非全是光鲜亮丽。背后是无数生死搏斗和血与火的付出。日军不断封锁商道，敌伪势力也屡次进行勒索，而那些从事地下金融的人员一旦暴露，可能会面临拷打甚至死刑。每一笔交易、每一次货物的交换，都伴随着生死风险。正如张鼎丞所说：“我们的富裕，是背着灵牌走过来的。”

抗战胜利后，第七师随着新四军的撤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通过努力积累的财富与经验，为华东地区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今天，当我们回顾第七师的故事时，不难发现，他们不仅是“打得赢仗”的战士，更是懂得生存、建设与满足人民需求的智慧型战士。正是在最艰难的时期，第七师为后来的胜利点亮了希望的灯塔，这一盏灯至今依然照亮着我们的前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