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之争的根本问题源于两汉，尤其是西汉时期的经学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存在系统性的矛盾。然而，这一矛盾在清朝之前并未得到充分的暴露，直至清朝的考据学盛行，才使得这一矛盾逐渐显现出来。清朝的学者们，特别是专注于考证的学者，开始深入挖掘这些问题，并将其暴露在学术界之上。晚清的廖平，正是首位系统性总结这一矛盾的人之一。他不仅揭示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还试图给出解释，但遗憾的是，他并未能成功解开这一谜团，反而因揭示这一问题而引发了巨大的混乱，给经学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成为经学崩溃的原因之一。

廖平首先通过“今古文”的对比方式来归纳和解释这一系统性矛盾，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种阴谋论的解释。他认为，王莽篡汉之际，为了谋求政权的合法性，指使刘歆伪造了古文五经。基于这一理论，廖平撰写了一本名为《今古学考》的小书，并将其交给康有为传阅。然而，康有为却在没有告知廖平的情况下，将其内容大幅扩展，最终在1891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这一举动不仅让康有为一举成名，也将“伪经”这一说法广为传播，尤其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几年，这一说法与中国的惨败形成了共振，导致了中国学术界对五经的信任和信心彻底崩溃。

此事还引发了廖平与康有为之间的笔墨争执。廖平愤怒指责康有为抄袭自己的理论，认为康有为在未获得同意的情况下，盗用了他的研究成果。而康有为则以厚脸皮著称，对此事闭口不提，反而借此事件一炮而红，成为当时的风头人物。

廖平的学生蒙文通，继承师命，继续深入探讨这一经学矛盾的根源，并提出了“文化三系说”的理论，试图为这一矛盾提供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体系本来就有三大流派，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认知，因此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文化体系的差异。不过，蒙文通的三系划分显得较为粗糙和机械，他简单地将中国的文化分为三个集团：儒家文化集团（东方）、法家文化集团（北方）以及道家文化集团（南方）。

尽管如此，蒙文通的这一理论却非常具有创见性，他将经学中的矛盾解释为文化冲突的问题，这一转变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蒙文通将中国文明看作由多元文化体系融合而成，逐渐获得了考古学的支持和验证。这一观点与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相吻合，现代考古学普遍认为，中国文明是由多个文化体系共同融合的产物，而这一观点使得蒙文通的理论成为了现代考古学中的经典。

因此，蒙文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桥接了传统经学与现代考古学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今古文问题从经学范畴转化为考古学问题。这一转变，不仅为解决经学中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基于两汉时期经学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矛盾。这一矛盾的产生至今未能找到明确的解释，尽管现代考古学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要想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复兴经学，而复兴经学的关键在于彻底搞清楚这一系统性矛盾的根源，并确定其中哪一方的解释才是最为准确的。

严格来说，今古文之争在清朝之前并未充分存在。直到晚清的廖平通过系统性总结，才使这一矛盾问题首次显现。在西汉时期，传世的经典五经并未完全成书，它们依然处于以口耳相传为主的状态，尤其是许多经文的传承仍依赖于口述的方式。这一时期的“师法”制度，就是依据口耳相传的传承关系来确定知识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师承关系越长，所传授的知识就被认为越有历史背景、越有权威。而那些没有明确师承的知识则被视为不可信的。

西汉初年，五经并未像后来的版本那样有完整的文字记载，许多经典内容仍然是口传的。这与汉字的发展水平有关，五经的文字化过程实际上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完成的。到西汉末期，五经的文字化工作几乎完成，许多经典文献被积累并整理，朝廷开始设立专门的图书馆，聘请官员负责管理和整理这些文献，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向和刘歆父子。

当五经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时，学术界对知识是否权威的判断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从依赖口耳相传的师法，转向了更加注重文献证据。这一转变为考据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考据学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两汉时期由刘歆等人所创立的专门对文献进行整理和考证的学问。由于不同师法之间的分歧，导致同一段经文的解释和理解大相径庭，从而形成了经学中的矛盾。刘歆对于这种情况感到非常困扰，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需要等到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经过郑玄等人的努力，虽然尝试对经学进行统一，但由于不同流派和家法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形式上的统一掩盖了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统一实际上很类似于蒋介石试图统一各路军阀的方式，表面上看似统一，但深层的矛盾和分歧依然存在。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使得儒家经学逐渐衰退，佛学成为了主流。此时，唐朝的儒学已经没有深入研究经学深层次矛盾的动力。到了宋明时期，理学成为主流，儒家经典的地位相对降低，而佛教和道教成为被排斥的对象，古代经学的矛盾问题逐渐被忽视。

到了清朝，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清朝的学者们决定重建经学，回归孔孟的原意，他们采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而考据学的基础便是大量文献的存在。由于中国的文献，尤其是五经文献，真正成型的时间是在两汉，因此清朝的考据学重点聚焦在两汉时期的学问研究，也因此形成了“汉学”的概念，分为两汉时期的实际汉学和清朝的考证汉学。

当清朝的学者们专门研究汉学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五经体系中的矛盾被更加明确地揭示出来。实际上，清儒的考据工作揭露了东汉时期郑玄等人通过折中手段掩盖的问题，使得今古文之争的问题愈加清晰。晚清的廖平首度归纳总结这一矛盾，并尝试解释其产生的原因，首次以今古文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系统性矛盾。

对于今古文问题的深入探讨，我认为，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可能是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基于蒙文通的理论，并结合考据学的证据，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造成今古文问题的核心所在。这一分析将今古文问题从经学中的矛盾问题，转化为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为更深入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