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建立初期，人们对信息的传播寄予了厚望，认为它能打破传统信息垄断，让每个人自由获取和传播知识，最终通过理性竞争筛选出最好的思想。然而，现实的发展却走向了反面。互联网并未成为理想的公共辩论场，反而成为传播错误和有害信息最有效的平台。究其原因，一些人最初认为问题出在“坏信息”的供应端。因此只要限制坏人的发声渠道，就会阻断坏信息的传播。然而，这种想法忽略了坏信息的需求端，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些错误或有害的观念。

随着信息生产成本的极大降低、传播渠道的无限拓展，互联网制造出前所未有的信息过载。每个人都暴露在海量、碎片化、快速轮替的信息洪流中，被迫时时刻刻做出判断。但因为缺乏足够的时间、专业能力或心理能量来辨别真伪、权衡利弊，人们就逐渐不再依靠理性筛选事实，而是选择认同某种熟悉的立场或群体视角，以节省认知成本。这种“认知捷径”使信息不再是追求真理的要素，而成为文化身份和社群归属的标志。于是，传播速度快、情绪化强、迎合欲望的内容获得优先传播，而复杂、有价值却不易传播的思想被淹没于喧嚣之中。互联网不再是信息的组织者，而变成了一个不断刺激模因传播的恶性竞争市场，尤其在算法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好传播”往往胜过“好内容”。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信息海啸裹挟，失去了深度理解与建设性讨论的空间。很多人相信错误的信息或观点，并非因为无知或被操纵，而是出于文化认同与社群归属感。在选择“什么是事实”上，人们更多依据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不是理性判断。

作为大众交流的工具，互联网为什么会让非理性的文化认同和社群归属感裹挟信息的传播？

法国思想家雷内·吉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认为，人类的欲望不是由自身产生的，而是从他人那里“模仿”而来的。一个人想要某个东西，是因为别人想要这样东西，比如一份工作、一个伴侣、某种地位或认可等等。人们通过这种欲望的趋同来获得归属感。

然而，一旦人们开始模仿他人对某样东西的渴望，这种集体的欲望模仿就会一方面带来社会凝聚，另一方面引发社会冲突。因为欲望的对象是稀缺的，每个人要满足同样的欲望，就会产生对“稀缺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只是“对东西的争夺”，还会变成对彼此的模仿。你越想得到它，我也就越想得到它；于是你敌视我，我就敌视你。这种“互为模仿”的关系，被吉拉尔称为“双重模仿”，使社会群体内的敌意螺旋上升。当这种由欲望模仿产生的敌意蔓延到整个社会，就可能导致集体性的暴力冲突 —— 因为大家都模仿彼此的欲望、嫉妒、恐惧，竞争和冲突就会被无限放大，形成一种社会张力。

为了制止社会分崩离析，人类必须找到“释放”这种张力的办法，于是就出现了吉拉尔所阐述的“替罪羊机制”。“替罪羊”一词源自《圣经·利未记》：古代犹太人将一只山羊视为民众罪恶的承担者，把罪恶象征性地“转移”到它的身上，然后将它驱逐到荒野，以此来净化社会。吉拉尔借用这一宗教仪式的隐喻，将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集体暴力释放机制理论化。简单而言，当社会矛盾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时，人们会本能地将矛盾归因于某个“局外者”或“少数人”，通过集体一致地谴责、排斥甚至消灭这个对象，来恢复表面的秩序与团结。比如历史上的“斗地主”、北美殖民地捉巫、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等，就是“替罪羊机制”发生作用的例子。

在这种机制下，信息传播的真正动力不再是“真理”，而是“身份认同”与“集体情绪”，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敌我划分。“替罪羊机制”在“左”和“右”的纷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各自阵营通过制造和指认“外部敌人”来强化内部凝聚力与道德优越感。“右派”对外来者、少数群体或“建制派”进行指责和排斥。他们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全球化精英或科技巨头，借此建立一个清晰的对立结构，凝聚群体认同。“左派”则在形式上比较精致，表现为所谓“取消文化”，即在公共舆论中寻找那些“不符合进步价值”的人物或言论，通过舆论批判、社交媒体围攻甚至职业封杀，将其逐出“道德共同体”。这类行为在本质上与传统中的“献祭替罪羊”并无二致，都是在面对复杂社会矛盾和身份焦虑时，通过指认一个“异类”来实现暂时的秩序与自我肯定。无论左右，群体在情绪高涨时都倾向于寻找“坏人”而非解决问题。

互联网极度地放大了“替罪羊机制”的作用。谁能激起情绪，谁的信息就传播得快。越简单、越极端、越富有攻击性的说法，就越能获得点赞、转发和参与。“谁是真正的坏人”这种替罪羊式的叙事最容易成为热门话题。情绪高涨的坏信息迅速流行，而复杂、严谨、需要深度思考的内容和话题难以传播，被边缘化，成为所谓的“反模因”。

“反模因”的概念由作家和学者娜迪娅·阿斯帕鲁霍娃在《反模因》一书中提出，用以描述那些重要却难以传播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因为缺乏情绪刺激、不易被压缩成口号或模因而被公众忽视。她指出，社会面临着许多集体行动的困境，如基础设施衰败、日常生活效率低下等。实际中，并非没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它们本身具有“反模因性”，也就是它们难以在信息的洪流中存活，被更刺激、极端、易传播的内容挤出注意力的空间。阿斯帕鲁霍娃认为，我们的注意力机制已被模因化驱动所俘获，人们倾向于传播那些能激发身份认同以及煽动情绪和对立的内容，而非真正需要长期投入与理性思考的方案。这使得社会失去了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设计信息环境，保护那些“难以传播但重要”的思想不被淹没。

阿斯帕鲁霍娃曾在开源代码平台GitHub和付费通讯平台Substack 等科技平台任职，以关注和研究开源文化与数字社区中的社会动态而闻名。她的早期著作《公职》是一部关于开源软件生态的研究，揭示了所谓“去中心化协作”的背后，其实是高度依赖少数个体的劳动与管理，而这种劳动往往沉重而缺乏回报。她发现，技术工具虽然鼓励协作与透明，但在现实中往往被用作政治与文化控制的手段。比如在职场上，公司常常通过一定意识形态的语言规范对员工言论进行审查。这种经历促使她逐渐疏远主流公开平台，转而参与更私密的小圈子对话。

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正反映了“替罪羊机制”导致的“抱团取暖”和“黑暗森林理论”现象。这两个概念是对互联网用户行为变化的一种文化解释，揭示了人们对公开网络空间的失望与警觉。

人们逐渐意识到，原本被视为思想自由市场的互联网，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高度暴躁、攻击性强、风险巨大的舆论战场。在这种环境中，表达真实观点常常会招致误解、围攻乃至“社死”的风险。于是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从开放社交平台撤退，转向更加隐私和只有熟人的密室，寻找所谓的“同温层”，比如加密聊天群、私人朋友圈、小圈子播客等，躲进相对温和、安全、低曝光的“抱团取暖”网络空间。

与此相呼应，“黑暗森林理论”的灵感来自科幻小说《三体》中“宇宙社会学理论”的“黑暗森林假说”：宇宙就像一片黑暗森林，所有的文明都是潜伏在林中的猎人。每个猎人必须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因为一旦暴露，就可能被其他猎人发现并消灭。这一定律形象地表达了互联网用户在公开网络中因恐惧而选择沉默和隐身的策略。网民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没有思想，而是因为暴露自己可能招来“猎人”。

这两个概念反映出人们对互联网从“思想广场”向“舆论战区”的变质做出的应激反应，选择从公开退回到私密，从争论转向信任与低风险的交流环境。同时，也揭示出当前信息生态中，公共讨论的退潮与信任社群的兴起正深刻改变着信息传播的结构。“信息茧房”不只是外在的信息阻挡，而是社会机制在互联网的附体。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不但没有成为有效的信息和思想交流工具，反而削弱了人类在解决重大问题过程中需要的深度和创造性。

相关英文信息：

雷内·吉拉尔（René Girard）

“模仿欲望理论”（又称“模仿性欲望”理论，Mimetic Desire Theory）

“双重模仿”（reciprocal mimesis）

“替罪羊机制”（Scapegoat Mechanism）

《圣经·利未记》（The Book of Leviticus）

娜迪娅·阿斯帕鲁霍娃（Nadia Asparouhova）

《反模因》（Antimemetics）

“反模因”（antimeme）

《公职》（Working in Public）

“抱团取暖”（Cozyweb）

“黑暗森林理论”（Dark Forest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