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谈起创业，都有“爱拼才会赢”的共识。有人裸辞转行、南下北上；有人顶着房贷、借亲友钱也要开个店；即便失败，也不愿错过那一次可能“翻身”的机会。但在日本这样的拼劲确实已很难见到。

不是日本人不聪明、不勤奋。相反，日本的技术积累和匠人精神，一度让全世界钦佩。但也正因如此，当我们今天回望这个曾经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时，难免要问一句：为什么日本出了那么多世界级的大企业，却迟迟诞生不了新的独角兽？

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因为日本社会实在“太安逸”了。

从教育到就业、从医疗到养老，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几近完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普通人只要遵守规矩、踏实工作，基本就能拥有体面的生活。进一家大公司，一干就是几十年；职位稳步晋升，年金按月到账，人生轨迹既清晰又安全。

听上去没毛病。但恰恰是这种“可预期的安稳”，让绝大多数人从小便习惯了既定的路径，少有人愿意走进那片充满不确定性的创业荒原。在日本，“创业”从来不是被鼓励的理想人生，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数据显示，《全球创业监测》2023/2024年度报告中，日本在创业便利度方面得分为4.4，虽然不算出色，但也不算太差。然而，在“社会文化是否支持创业”一项上，日本的得分仅为3.2，远远低于以色列的7.7、美国的6.7，甚至也低于中国的6.2。这组数字背后的信息很明确：不是日本不能创业，而是日本“不想”创业。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下一代的丰田、索尼、任天堂在哪里？再过二十年，还有多少年轻人能加入创造全球话题的公司？如果新一代企业无法不断涌现，再雄厚的经济基础，终究也会被时间耗尽。

也许你听过“独角兽企业”这个词——估值超过10亿美元、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尚未上市的初创公司。这些企业通常被视为未来社会的支柱，是一个国家创新活力的标尺。

以色列，就是这方面的“学霸”。这个国土面积不及中国一个省、资源匮乏、长年被战火包围的小国，竟然是全球人均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国家。你可能会以为，那是因为它的创业环境特别友好。但事实正好相反：以色列在创业便利度上的得分仅为4.1，比日本还低。融资难、行政复杂、创业成本高……它的问题一个不少。

但它赢在文化，在犹太教的传统中，《塔木德》不仅是宗教经典，更像一本“生活经营手册”。交易逻辑、时间管理、契约精神、公共伦理——从小耳濡目染，犹太人习惯把“解决问题”视为日常训练，而不是某种天赋或英雄主义。创业、做生意、创造价值，在他们眼中，是人人可为的日常实践，而非少数人的特权。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从幼儿园阶段就推行“问题解决型教育”。孩子从小不背标准答案，而是被鼓励提出问题、分析局势、尝试失败。这种教育不是教你成为一名员工，而是培养你成为自己人生的“经营者”。

听起来很遥远？其实不然。战后初期的日本也曾有过类似的全民“经营意识”。彼时的日本百废待兴其实比东大还穷，没有土地、没有工厂、没有外汇储备，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人。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商贩，从公务员到创业者，人人都在思考怎么把手上的资源“经营”出价值。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创造民主化”的年代，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索尼、松下、丰田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拔地而起。

但随着社会的富裕，文化开始保守。高考、进大公司、终身雇佣的“安全人生模板”成为主流。而创业，则被贴上了“高风险”“怪人”“失败者”的标签。在日本，文化的冷漠，远比制度的门槛更让人却步。

于是我们看到，当中国年轻人还在“卷”、还在靠副业、自媒体、灵活就业构建自己的多线程人生时，很多日本同龄人已经拿着标准模板的简历，投向一份稳定体面的终身职位。

稳定本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但我们也许需要反过来想想：当稳定成为社会唯一被推崇的价值时，它是否也可能成为一种温水煮青蛙、不进则退的陷阱？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日本社会确实提供了极强的“底部安全感”，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失去了“向上弹性”。正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言：太强的保障，会悄悄消解一个社会的创新本能，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今天我们看日本，不只是看一个国家的停滞，而是在照见一种可能的“未来自己”。一个曾靠全民经营意识跃升的社会，如何在安逸中逐渐失速；一个教育制度世界领先的国家，却在创新指标上年年下滑。

这不是批评，而是一种提醒，别忘了推动一个国家走得更远的，从来都不是保守和规矩，而是那一群愿意挑战、愿意尝试、愿意失败的人。

如果我们还希望下一代，在选择人生时不只看到就职表、编制考试、稳定岗位，而是能看到“创造”本身的价值与自由，那我们现在就该为他们守住一个还能“冒险”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岩尾俊兵所著《経営教育 人生を変える経営学の道具立て》（角川新書），并经编辑整理。原文探讨了“创业环境”与“独角兽企业”的关系，以及以色列与日本在文化背景下的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