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站在结构性变革的十字路口：一面是技术革命重塑增长动力，一面是债务泥潭吞噬发展空间。当人工智能浪潮改写产业规则，服务贸易重构竞争版图，传统增长路径的失效与技术鸿沟的扩大正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新的断层线。

“后危机”时代下，一场关于生存权与话语权的深层较量已经展开。

4月25日， 「领变40·复旦问学讲堂」特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宏观经济与发展政策司司长Anastasia Nesvetailova女士，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邵翔老师共同深度解析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金融市场波动和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与放缓趋势。

“后危机”时代下的全球经济：

谁在领跑，谁在落后？

全球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与衰退风险的双重挑战。据联合国最新报告预测，2024年全球GDP增速预计为2.8%，而2025年将进一步降至2.3%，显示出经济动能的持续减弱。

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通常称它们为“全球南方”）尤其面临严峻的“三重打击”：债务危机、贸易环境恶化和系统性不确定性。目前， 全球多个国家处于债务困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偿债成本上升，许多国家在债务偿还上的支出甚至超过了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财政空间进一步受限。

自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后危机”时代。长期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冲击，但也导致了高债务和低增长的困境。 南北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固化，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低水平均衡状态。这种低增长态势不仅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也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全球化正经历结构性转向。传统以制造业主导的贸易模式正在逐渐式微，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滑，商品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在持续下降。 服务贸易则迅速崛起，预计将占据全球贸易价值的50%。

但在全球服务经济中，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到30%，80%的跨国企业总部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这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情况也不太乐观。过去，廉价劳动力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传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路径逐渐失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生产，如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正在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努力转型为服务型经济，但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发展中国家又面临“去工业化”风险，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增长潜力。

“保汇率”还是“控通胀”？在全球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和衰退风险的背景下，全球多国央行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美联储加息引发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进一步加重了其债务压力。

从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的区域分化愈发明显。2024年东亚地区和北美地区分别贡献了全球36.2%和24.7%的增长，合计超过全球增长的60%。与此同时，欧盟在全球增长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13%降至2024年的5.5%，这一下降趋势主要受到俄乌战争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从1995年到2024年，东亚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上升了6.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占比则停滞不前。

黄金飙升，美债“失宠”：

重新定义“安全资产”

波动率指数（VIX，又称恐慌指数）目前接近历史高位，这充分表明投资者普遍存在焦虑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资产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投资者和各国央行纷纷寻求避险，黄金价格达到了历史新高。

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最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如今却被视为风险更高，其表现与新兴市场债券愈发相似。此外，北美、欧洲和中国经济的同步放缓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担忧，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可能是一个早期预警信号。

市场对美国国债这一传统“安全资产”的信心开始动摇，部分投资者转向黄金或比特币等其他资产以寻求避险。传统的单极美元体系似乎正受到地缘政治和数据趋势的双重冲击，其传统锚定地位受到动摇。与此同时，“美元+欧元+人民币+新兴市场债券”这样的多元安全资产构成的多极化金融体系正在被探讨。然而需要时刻注意的是，在缺乏有效的全球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个分裂的金融体系可能导致交易信任的崩溃。

在全球经济格局日益复杂、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通过调整美元体系内部的机制，还是推动多极化金融体系的建设，都需要各国和国际机构的共同努力和智慧，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生死局还是共生局？

超越短期刺激，走向“韧性重构”

在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机构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都在积极探索应对策略和行动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稳定。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债务重组是缓解经济压力的重要途径。推动在G20共同框架下的主权债务减免，能够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空间，以应对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同时，加强资本流动管制也是必要的，例如智利的外汇干预工具，可以帮助缓解资本外流带来的冲击，稳定国内金融市场。

此外， 发展中国家还需要探索非传统的生产率提升路径，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是关键。印度的“数字印度”计划和巴西的生物能源项目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举措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培育本土的创新生态，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同时， 世界贸易组织（WTO）也需要与时俱进，纳入数字贸易规则，以应对全球化的新趋势。此外，跨国公司征税协调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落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全球最低企业税，能够遏制跨国公司通过利润转移进行避税的行为，确保税收公平，维护全球经济秩序。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以内需市场缓冲外部冲击，通过消费补贴等方式促进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RCEP重构区域供应链，例如将光伏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提升区域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

在技术领域，中国也在积极推动自主可控，减少对西方标准的依赖。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例如中非卫星导航项目，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技术实力，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发展机遇。

文字 | 仲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