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与民营企业家的“2.17日座谈会”，受邀名单和排位都指向一个特点，硬核科企浓度相当高。除外界热议的第一排座位名单之外，有国内媒体从央视画面、地方媒体和企业官网消息整理出较完整的名单显示，有20个城市的31家民企负责人与会，涵盖通信、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农牧等多个领域。不论是传统或新兴企业，共同点是在发展与转型过程中，不断注入科技能量。如果像一般的消费、房地产等，由于借一波营销技巧赚取了大量财富，而自身科技内涵欠缺，是根本不可能进入受邀行列的。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坐在首排 C 位，并且是第一个发言的民营企业代表。华为在面临美国制裁以及部分西方国家遏制的巨大压力下成功突围，还经历了任正非长女孟晚舟在加拿大受美国指使而被捕的事件，被部分中国舆论赞誉为挺起民族企业的脊梁。事实上，从任正非带领华为取得的实际业绩来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官方的座位安排，无形中为这场高规格座谈定下坐标：国家领导人与头部民企代表握手互动，已超越合力拉动经济、创造就业的范畴，面对美国全方位遏制，执意要鼓动西方（主要指 G7 发达国家）联手打击，欲合伙搞全面脱钩，将中国科技、军工、制造和经济踢出他们的封闭圈外。于此，我们迫切需要民企挑起科技创新大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实际上，距离上一次召开这样与民企巨头们的高端小型会议，已经过去了 7 年之久。上一次峰会是在特朗普刚上台不久，正值科技、贸易战兴起之时。寻求战略突围成为两次会议的核心主题。但不同的是，历经 “七年之痒”，特别是三年疫情的洗礼后，如今的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军工、制造、科技、人工智能，还是经济的质量和体量，都实现了大幅提升。相反，美西方自身的问题却在不断积累、发酵，这种搞自身封闭的做法，已成为一把双刃剑，在企图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不得不承受相应的代价。

此次参会名单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例如，中国 AI 初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和 “80 后” 企业家梁文锋带来的创新活力。连日来，梁文锋持续受到公众追捧，他的双创故事不断被挖出。还有 “90 后” 企业家王兴兴的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在春晚上的精彩亮相，都有力地表明，科技创新需要依靠民间的自由发展，而非单纯依靠政府直接帮扶。打造科技创新的巨大蓄水池，民间是最佳且最具可持续性的选择。这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外部压力倒逼的结果。外部势力一直妄图迫使我们接受美国霸权，继续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就像过去拿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那样，抵制中国制造和产业升级。正如奥巴马曾说：“美国无法接受数以十亿计的中国人享受和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相同的生活水平，地球资源承受不了。”

科技自立自强之所以至关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2014 年，国家领导人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就包含科技安全。2021 年，《求是》杂志刊发国家领导人的文章，明确指出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国家领导人还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高我们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能力。在科技作为中美战略竞争主战场的大背景下，如果说掌控核心技术是被动防守，那制定科技规则就是积极进攻。虽然目前没有权威媒体报道民企代表的发言内容，但从网上流传的摘要来看，任正非呼吁民营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布局，以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挑战。

在座谈会前排就座的中国企业家们各自有着卓越的发展成就，若将他们的力量汇聚起来，有望形成一股强大的科技力量，助力增强中国在制定全球科技规则方面的影响力。微信、百度和比亚迪都官宣接入 DeepSeek。不难想象，若微信与 DeepSeek 实现无缝对接，凭借微信数亿每日多次打开的庞大用户群体，将为 DeepSeek 带来量级的飞跃；百度的李彦宏此次虽未受邀参会，但他全速官宣接入 DeepSeek，无疑是顺应时势的正确之举，只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补齐短板，同样能够实现新的突破；比亚迪的汽车若出口到国外，搭载着 DeepSeek 走向全球，两家企业的全球影响力也将同步提升。

当然，在合作过程中，数据安全是必须考量的因素，这一过程必然不会一帆风顺，其他国家的戒心也会随之提高。以韩国和意大利为例，它们公开宣布将 DeepSeek 从应用商店下架。意大利援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要求 DeepSeek 说明数据收集范围、法律依据及存储位置，并启动 20 天答复程序；韩国则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指出其与第三方通信功能存在缺陷，并要求整改。这些举措符合全球强化数据主权的大趋势，比如欧盟近年对 ChatGPT 的类似调查。

不过，两国监管存在差异。意大利的审查更侧重于程序合法性，而韩国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封禁，甚至直接提及 “敏感信息泄露风险”，凸显出更强的国家安全导向。这种差异反映出数据隐私与国家安全界限的模糊性，可能为政治化操作留下空间。尽管两国均强调有法律依据，但深层动机存在显著不同。意大利的监管行动被部分舆论质疑为 “讨好美国”，但美国企业却与 DeepSeek 展开合作，这暴露出欧洲在 AI 监管上缺乏独立性。而韩国的举措则更具战略竞争色彩，其代理总统崔相穆直言 DeepSeek 加剧了全球 AI 竞争，并可能影响韩国核心技术产业。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未对 ChatGPT 采取同等限制，且同步宣布向半导体产业注资 34 万亿韩元，凸显其对中国 AI 技术崛起的警惕。这种选择性监管表明，技术标准之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延伸工具。

这一事件暴露出跨境数据合规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各国基于主权强化监管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过度政治化可能割裂全球技术生态。例如，韩国要求 DeepSeek 指定本地代理人并配合调查，而中国外交部呼吁避免 “泛安全化”，双方立场形成张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现行国际规则难以平衡创新与安全，欧盟 GDPR 的严格合规成本可能阻碍中小企业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能力不足又导致其在应对时较为被动。未来需推动多边框架下的互认机制，比如通过 “数据自贸区” 试点，而非采取单边限制措施。尽管或许还会有新的国家对 DeepSeek 提出质疑，但中国科创精英们突破困境、开拓进取的大势不可阻挡，这一轮东方科研创新浪潮还将持续席卷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