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月，贵阳收获了太多目光。

一方面，第十届数博会28日开幕，向世界展示贵阳大数据产业从无中生有到落地生根，再到风生水起的华丽转变。

另一方面，官场反腐风暴呼啸而来，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马宁宇任上被查；至此，贵阳四任市长连续落马，引发舆论哗然。

十余年的时光，贵阳完成了经济洼地到中国数谷的精彩蝶变，也承受着重拳反腐、高额债务的风暴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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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谷与最强黑马

贵阳，一座可以贴上“逆袭”标签的省会城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处西南山区的贵阳都是“闭塞”“落后”的代名词，“生态上山清水秀，经济上一穷二白”是它的真实写照。2010年之前，贵阳经济总量不足千亿，基本排不进全国前百。

转机发生在2013年。彼时，大数据产业在全球迅速兴起，中国也适时提出要大力发展大数据。贵阳就在这一时期，最先嗅到了发展机遇。

贵阳虽然工业基础薄弱，却具有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先天优势：丰富的水电资源可以提供充足且低廉的电力；年平均气温15℃，可以满足大型机房的散热需求；无地震、无风灾、无水涝，提供了天然的安全屏障；位居西部能源生产地，可以降低能源损耗，同时提升传输效率。

坐拥天时地利的贵阳，开始全力推进大数据产业。2013年，贵阳牵手中关村打造“中关村贵阳科技园”，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项目相继开工，电信、移动、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大数据中心纷纷落户贵阳……至此，贵阳已经成功抢占大数据发展的制高点。

此后几年，大数据产业迅速在贵阳落地生根：举办全球首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博览会；率先设立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率先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获批首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率先开展大数据地方立法……

如今，贵阳已有“中国数谷”的美誉，苹果、谷歌、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富士康等国内外巨头的大数据中心相继落户，易鲸捷等一批本土大数据企业迅速成长。全市大数据企业突破5000家，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在大数据产业的加持下，贵阳在上一个十年里实现了经济与人口的飞速增长——

2010-2020年，贵阳经济总量从1096.8亿增长至4315.7亿，从全国百强开外跃升至60名之内；GDP增幅高达293%，居省会城市之首；常住人口增长166.4万人，高居全国前20，超过南京、天津等一众经济强市。最强黑马，绝非浪得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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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枢纽与文旅名城

贵阳的“逆袭”，还体现在交通领域。

贵阳地处西南地理几何中心，却因山路崎岖、铁轨陈旧等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交通洼地。当中国铁路完成四次大提速时，贵阳火车运行速度还不到50公里/小时。进入高铁时代后，重庆、成都等周边省市纷纷铺设高铁通往东南沿海，却都绕开了贵阳，改道湖南怀化等地。

所谓“要想富，先修路”，在原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树森的推动下，贵阳终于在2014年12月迎来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这条连接珠三角的快速通道，将贵阳到广州的运行时间从20多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也拉开了一场大型“城市连连看”的序幕——

2015年6月，沪昆高铁贵州东段开通，贵阳连上长沙，到上海实现朝发夕至；2016年12月，贵阳至昆明段通车，沪昆高铁全线贯通；2018年1月，渝贵铁路解锁，贵阳至重庆2小时可达；2019年12月，成贵高铁通车，“成贵3小时生活圈”建成；2023年8月，贵南高铁通车，贵阳至南宁3小时可达。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让贵阳成为西南重要高铁枢纽，极大地推进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从2007年便提出打造的“爽爽贵阳”城市品牌，近年才算是正式出圈。2018年和2019年，贵阳旅游总收入、接待游客数量分别突破2000亿元、2亿人次，较2010年增长了近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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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挑战与掉队危机

交通与产业高歌猛进的背后，贵阳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与危机。

首先是经济与人口规模较小，省会首位度依然偏低。2023年，贵阳经济总量5154.8亿元，占全省比重24.6%；常住人口640.3万人，占全省比重16.7%。这几项数据，在周边省会城市中基本处于垫底位置。

贵阳有做大做强的野心。202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贵阳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以上、首位度达到27%以上。

在人口方面，根据《贵阳市“十四五”人口发展专项规划》，预计到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将达到700万人左右；到2035年，常住人口预计达到800-1000万人，建成千万人口特大城市。

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口，贵阳距离目标都有很大差距——经济总量相差将近2000亿元，经济首位度还要提升2.4个百分点。可供参考的是，贵阳经济总量从4000亿跨上5000亿用了整整四年，经济首位度近十年来不升反降。

人口目标亦是艰难。虽然近年中西部人口回流趋势加快、贵阳人口增长亮眼，但要在两年内增长近60万人，也绝非易事。

2023年，贵阳常住人口640.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25万人，增量罕见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合肥的21.9万人。若能保持如此增速，未来两年，贵阳人口总量有望超过毕节（673.18万人）和遵义（658.06万人）晋升全省第一，但离700万的目标仍有差距。

其次，贵阳还面临着遵义的步步紧逼。贵阳虽然是上一个十年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会城市，但在省内却不敌排名第二、坐拥茅台的遵义。2014年之前，贵阳经济总量还领先遵义20%以上，甚至一度超过28%，但近年优势不断缩小，2023年已经降至12%。

2021年至今，贵阳与遵义的经济总量屡次到了“贴身肉搏”的程度。比如2022年一季度和前三季度，贵阳经济总量分别仅领先遵义5.28亿和6.32亿；2023年前三季度，领先优势也仅有35.39亿，随时有易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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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反腐与债务风险

一些隐形风险，让贵阳如浅水行。

本月月初，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马宁宇任上被查，引发舆论哗然。他是贵阳网红官员，2022年正式当选贵阳市长时年仅45岁，是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政府“一把手”。落马前一天，他还以贵阳市长的身份外出调研。

而在此之前，贵阳已有三位市长在高升、转场或退居二线后相继落马，分别是李再勇、刘文新和陈晏。

其中，李再勇被指“肆意违规举债融资，造成重大债务风险”，受贿4.32亿余元，本月一审被判死缓。刘文新案是迄今为止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2014-2022年与其相关部门“一把手”被立案查处30余人。陈宴曾多次担任贵安新区重要职务，与李再勇搭过班子。

再比如债务风险。2023年，贵阳市政府债务余额3435.82 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在第11位；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GDP）66.7%，在债务余额最高的20城中排名第1；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财政总收入）359.4%，高于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标准。

而这仅是法定限额内的政府债务余额，地方隐形债务尚无确切数据。从贵阳市财政局2023年提出的“继续争取财政部债务高风险‘退红’试点向贵阳贵安倾斜，竭尽全力多措并举做好全市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任务来看，起码贵阳贵安的债务风险已达最高档的“红色”。

中证鹏元此前曾在报告中指出，与其他国家级新区相比，贵安新区城投债务率处于较高的水平，贵安开投的存量债务一度高达300亿。

贵阳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很高，贵安新区更是高出天际。2023年，贵阳卖地收入615.5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6.21亿元，土地财政依赖度137.9%，居全国城市前列；贵安新区卖地收入99.7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1亿元，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547.9%。

当然，地方债务并非绝对风险，它为贵阳的经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越来越密集的交通线网，越来越丰富的文旅产品，很多都是举债建设的。贵阳的高速、高铁、轨交等交通设施在西南地区位居前列，绝非易事。

目前，国家层面和贵州省都在想方设法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贵阳也在竭尽全力。希望直面挑战与危机的“爽爽贵阳”，真的能够变成“人间天堂”。

参考资料：

[1] 各地统计局、政府官网

[2] 贵州重拳反腐：连续四任贵阳市长被查.澎湃新闻

[3] 从“经济洼地”到“中国数谷”，贵阳如何后发赶超？经济日报

[4] “一把手”贪污腐败举债捞钱，贵安开投至今“债台高筑”.财联社

[5] 再有政协副主席落马，这次隐藏着另一个“关键词”.团结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