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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字数：5283字

阅读时间：12分钟

作者简介：李永涛，辽宁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院副教授；储梓乔，辽宁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刘钰彤（通讯作者），沈阳工程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讲师；佟健，辽宁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保险研究》2023年第11期

一、引言

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增加，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曾益等，2018；曾益等，2020；杨再贵和陈肖华，2021）。实际上，虽然中国的社保名义费率位居全球前列，但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水平比较低，远远低于政策缴费率（封进等，2010；彭浩然等，2018）。其中主要原因是激励机制问题（赵耀辉和徐建国，2001），即如何激励相关群体积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彭浩然和陈斌开，2012；郑功成，2012；柳清瑞等，2013；郑秉文，2014；郑秉文，2016）。

目前，养老保险缴费主要涉及企业、政府和个人。企业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将税收和养老保险缴费放在同一框架下讨论（崔光营，2000；胡鞍钢，2001；吴俊培等，2002；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也有研究在税收框架下重点讨论了最优征缴水平（康传坤、楚天舒，2014；郭瑜和张寅凯，2019）以及企业逃费行为（赵静等，2015；郑秉文，2016；景鹏和胡秋明，2017；郑秉文和陈功，2021；翟敏，2006；王国辉等，2016；蔡伟贤等，2021；李连友等，2022）。政府方面，已有研究重点讨论了地方政府征缴力度（唐珏和封进，2019；郭瑜和张寅凯，2019；汪润泉等，2021；赵仁杰等，2022）、政府间纵向和横向关系引发的预算软约束和逐底竞争问题（曹清华，2018；金刚等，2019；赵仁杰和范子英，2020；彭浩然等，2018；妥宏武等，2020）。实际上，参加养老保险带来的选择效应可能导致参保群体的生命规律不同于全体城镇居民（张翔等，2022），也会对养老保险实际征缴水平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个人是否参保将会直接影响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其次，由于养老保险缴费额度是按照工资比例确定的，个人在缴费时选取工资档的高低程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水平。例如，郑秉文（2016）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低报缴费基数等方式来逃避缴费。相对来说，有关养老保险个人方面征缴的研究仍较少：一方面，由于个人层面养老保险缴费数据及个体工资数据难以获得，且个体可能会瞒报或低报收入从而产生估计偏误；另一方面，难以选择合适指标来度量激励对个人参保的影响。

政治学相关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在官员年龄上存在门槛效应。越接近门槛年龄，面临的晋升激励就越强；但超过门槛年龄则晋升激励减弱（Gibbons & Murphy，1992；Xi et al.，2018；Wang et al.，2021）。相关研究将官员年龄距离门槛年龄远近作为官员受到激励强度的测量指标（纪志宏等，2014；Yao et al.，2015；熊瑞祥和王慷楷，2017；刘冲等，2017；金刚和沈坤荣，2019；赵春艳和杨书怀，2021），即略小于门槛年龄的官员面临激励强度要高于略大于门槛年龄的官员。目前，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仍是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Li，et al.，2015；黄炜和沓钰淇，2022）。由于养老保险首要功能是缓解生命中年轻和年老两个时期平均消费的落差（Chetty，2008；张熠等，2022），而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只有缴费满15年才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男性45岁左右和女性40岁左右所面临的养老保险参保激励强度是不一样的。

上述退休制度设计为利用断点回归来识别养老保险制度变化对个人参保激励强度的影响提供了便利。借鉴政治学激励强度度量文献，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利用断点回归策略探讨参保激励强度变化对个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以期增加对个人参加养老保险激励和保险消费行为的理解。

二、研究假说

中国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基本沿用了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以及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的规定。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仍是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Li，et al.，2015；黄炜和沓钰淇，2022）。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平滑个体在年轻和退休之间的消费。由于养老保险政策规定只有缴费满15年才可以领取养老金，人们最迟得在退休前15年开始参加养老保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男性45岁左右和女性40岁左右所面临的养老保险参保激励强度是不一样的。这与延迟退休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张熠等，2022）。

2018年以前，即将达到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未满15年的参保人员可以一次性补缴全养老保险。该政策解决了因企业或个人原因断缴养老保险从而无法在退休年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问题，但同时也导致了参保养老保险的机会主义行为：部分参保个体倾向选择一次性补缴方式。这严重影响养老保险制度健康运行并降低了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水平（黄莹瑜，2019）。因此，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就是说，年满45周岁不满60周岁且未参保缴费的居民，不再允许一次性补缴15年的养老保险费。因此，男性在45岁以及女性40岁之后进行缴费，要么无法领取养老保险金，要么延迟退休。这就使得男性在45岁附近和女性在40岁附近可能存在不同的参保激励强度。具体来说，受制于缴费年限，取消一次性养老保险补缴政策使得男性略小于45岁比略大于45岁的个体面临的缴费激励强度更大；相应的，女性略小于40岁比略大于40岁面临的缴费激励强度更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取消一次性补缴政策对于年龄小于45岁男性和年龄小于40岁女性缴费激励强度更大。

假设2：预期寿命会影响养老金缴费的积极性。由于养老金领取一直持续到投保人去世为止，因此投保人对个人寿命的预期会影响其养老缴费的积极性。一般情况下，女性的预期寿命要高于男性，所以女性群体养老金缴费的积极性要高于男性。

假设3：一次性补缴政策激励个体延迟缴纳养老保险，造成实际缴费率偏低。

本文将结合实证分析进一步检验假设1、2以及3。首先，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绘图可以发现以下特征事实：当取消了一次性补缴政策或不存在补缴政策时，即2018年参加养老保险人群各年龄段分布趋势变化略微起伏，2020年的分布趋势变化则相对平滑；当存在补缴政策时，即2016年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群年龄分布呈现明显双峰分布：在年轻时和即将退休时均存在缴费人群高峰。上述参加社保人群年龄分布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次性补缴政策可能会降低个体在年轻时的参保意愿，因为可以在临近退休时进行补缴。随后，我们基于缴费年龄断点设计探讨补缴政策变动带来的激励强度变化对个体参保意愿的影响。

三、实证策略和数据说明

（一）实证策略

作为一种重要的因果识别方法，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RD）更接近随机试验，也能够避免因果推断内生性问题。因而，在进行因果推断和政策评估时，断点回归是最可信的准自然实验方法之一（刘冲等，2022；Cattaneo et al.，2022）。近些年来，断点回归在政策评估的实证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比如，Chen et al.（2013）以及Ebenstein et al.（2017）基于淮河地理断点探讨了北方集中供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余靖雯等（2023）结合“新农保”政策实验利用断点回归检验了外生养老金收入冲击对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的影响。本文计量方程主要参考断点回归设计相关研究（Almond et al.，2009，刘生龙等，2016）。

由于政策实施在2018年，且缴费年限需满足15年才可以享受领取养老金业务，因此本研究将断点设置为缴费年龄下限。即男性个体在2018年是否超过45岁，女性个体是否超过40岁。其中，为了更精确评估补缴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参保激励强度变化对个人参保意愿的影响，我们将缴费年龄断点窗口严格限制在缴费居民男性或女性个体在45岁或40岁上下各浮动10年。

（二）数据说明

本文基准回归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稳健性分析部分则使用了该数据库2016年和2020年数据。其中，结果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该省份在相同年龄段参加养老保险缴费人数汇总，协变量（控制变量）为该省份相同年龄段的收入水平、健康水平和婚姻状况汇总等。

四、计量分析

我们首先检验了样本期间年龄分布是否存在操纵问题。如果不存在人为操控，那么在断点附近样本的数量分布应该是平滑的。基于此逻辑，我们首先考查了数据样本在不同年龄段人数分布。分析发现样本期所有个体的年龄在35-49岁间分布比较平滑。也就是说，样本不存在个体年龄操控问题。此外，我们也发现男性样本年龄分布在45岁左右和女性样本年龄分布在40岁左右均比较平滑。这为利用缴费年龄断点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研究基础。

（一）平衡性检验

通常，利用断点设计进行因果分析首先要满足相关协变量在断点两侧是平滑的，且结果变量在断点两侧存在明显跳跃。就本研究而言，缴费个体的特征变量如收入、婚姻和健康状况等协变量在男女缴费年龄断点前后应保持趋势不变，而缴费人数在缴费年龄断点处需存在较为明显差异。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分别就相关协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断点绘图。图示对比发现以下事实：无论全部个体、还是男性或女性，收入、健康情况以及婚姻状况等协变量在年龄断点前后并无明显跳跃，分布较为平滑；同时，全体参保人数和女性参保人数在缴费断点年龄处存在明显跳跃。不过，男性缴费人数在断点处跳跃相对不明显。

（二）基准回归分析

实证分析发现略小于断点年龄的个体比略大于断点年龄的个体参保意愿更强。也就是说，激励强度提高会增加人们参加养老保险意愿。具体来说，激励强度提高使得参保人数增加了约56.6%，且在10%水平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1，即一次性补缴政策取消对于年龄小于45岁男性和年龄小于40岁女性缴费激励强度更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补缴政策对男女缴费激励的影响，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性别进行分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参保激励增强并没有特别明显增加男性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但显著增加了女性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具体来说，激励增强使得女性参保人数增加了约85.7%，且在5%水平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即女性群体因预期寿命更长，养老金缴费的积极性更高。同时，我们参考李宏彬等（2014）将女性样本进一步按照职业分类分组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按编制分类的女性样本回归结果仍为正向显著，不过断点回归系数略微降低。这可能是由法定退休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有所差异。部分研究强调公共单位内劳动者受法定退休年龄约束较大，而公共单位外的劳动者通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退休年龄（汪伟等，2021；梁玉成，2007）。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参保激励增强对不同女性群体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是一致的，且女性参保意愿仍整体高于男性。此外，本文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郭振华和李亚宁（2023）以及方锐（2023）强调的不同年龄人群存在风险认知和保险消费偏好差异。

五、稳健性检验及进一步讨论

（一）稳健性分析

为验证估计结果的可信度，我们随后展开了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增加了基于矩形核估计断点回归分析；其次，设置不同带宽进行断点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回归结果均稳健。

随后，我们通过调整缴费断点年龄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来说，分别设置伪年龄断点比真实断点小4岁和2岁以及大4岁和2岁。此外，与基本养老保险不同，商业保险并没有缴费年限的规定，因此，我们推测本文因年龄断点而产生的激励效应将不会在商业保险购买上有所体现。我们随后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推断。

最后，为了进一步检验养老保险一次性补缴政策取消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数据样本重复基准回归。研究发现尽管养老保险一次性补缴政策取消在短期内会推动人们积极参加养老保险缴费，但这种缴费年龄断点的激励效应在长期内可能有所降低。我们推测人们在了解到无法补缴后可能会在年轻时积极参加养老保险缴费。

（二）进一步讨论

由于在2017年取消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政策前可以随时进行养老保险补缴，可以合理推测在2016年并不存在上述因缴费年龄断点而产生的激励效应。甚至，人们可能会因补缴政策而推迟参加养老保险。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利用2016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展开分析。实证分析发现回归分析的断点系数为负，且一部分回归系数在5%或10%水平显著。这意味着由于补缴政策人们可能会推迟养老保险缴费，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拉低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3，即一次性补缴政策激励个体延迟缴纳养老保险，造成实际缴费率偏低。

六、结论

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最主要的征缴收入来源。《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各省社保费率均值达到38.8%。养老保险征缴不仅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个人的事。从个人角度理解养老保险缴费激励会对未来提高就业人员参保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个人具有较低的缴费激励，那么可能会不参加养老保险，或者在缴费过程中选择了最低档缴费工资基数。两种行为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利用断点回归策略研究发现个体在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政策取消后有更大激励去参加养老保险项目，且上述效应在女性群体上尤为显著。一次性补缴政策降低了个体养老保险的参保激励，并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水平。因此，该政策取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编辑：于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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